中國50歲以上人群接受腸鏡檢查的比例僅僅15%，而作為結直腸癌高發病率與高死亡率的農村，由于人口基數大，地理位置偏遠，醫療資源相對匱乏，防癌意識薄弱，為結直腸癌的防控增加了難度，使臨床發現農村結直腸癌...

21世經經濟報道記者 武瑛港 北京報道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癌癥高發國家，沉重的癌癥負擔已成為實現全民健康、共同富裕的重大阻礙。

據21世紀新健康研究院發布的《21CC中國癌癥早篩趨勢報告（2021版）》（下稱《報告》），中國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國，也是癌癥高發國，2020年中國癌癥新發457萬例，死亡超過300萬例，隨著惡性腫瘤發病數持續上升，我國每年所需的相關醫療費用超過2200億元。

雖然近10年來隨著醫療水平和診療能力提升，我國癌癥患者五年總體生存率已從30.9%提升到40.5%，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但是與發達國家接近70%的水平仍有不少差距。

2019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實施癌癥防治行動，提升中西部地區及基層癌癥診療能力等，目標到2022年和2030年，總體癌癥5年生存率分別不低于43.3%和46.6%。在“健康中國”目標下，降低癌癥的死亡率，提高患者生存時間愈顯重要。

癌癥精準治療：快速發展，但面臨多個挑戰

腫瘤是一系列紛繁復雜多樣的異質性疾病，長久以來一直是人類健康的重大威脅，傳統方法在腫瘤治療中日益捉襟見肘。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相關研究人員曾分析，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高通量多組學和生物信息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對腫瘤發生發展的基因、蛋白產物和調控網絡異常的認識愈加深入，精準治療也在腫瘤學領域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據了解，精準治療并非基于常規臨床癥狀和體征，而是基于導致患者疾病的分子異常或其他因素，進行綜合評估，促進生物醫學研究和臨床研究相結合，研發靶向藥物，從而更加精確地實行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

以胃癌為例，2012年8月，抗HER2藥物曲妥珠單抗聯合化療正式被批準用于HER2陽性轉移性胃癌的一線治療，我國胃癌治療正式進入分子靶向時代；2021年8月，PD-1免疫治療藥物納武利尤單抗（O藥）聯合化療被批準用于一線治療晚期或轉移性胃癌等患者，我國胃癌治療正式開啟免疫治療時代。

再如惡性程度高、預后差、有“癌中之王”之稱的胰腺癌，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主任醫師金鋼曾表示，精準治療模式在癌癥領域的蓬勃發展也為胰腺癌的治療帶來了新的希望，發現胰腺癌的四大驅動突變（KRAS、TP53、CDKN2A、SMAD4）在胰腺癌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

然而精準醫療快速發展的同時，似乎也出現了明顯的局限。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主任醫師賴少清曾表示，靶向藥物不能治療所有腫瘤，只能針對有靶點分子表達的腫瘤；靶向藥物不能徹底治愈癌癥，其效果是延長病人生存期。而且靶向藥也有副作用，包括過敏反應、皮膚毒性、消化道毒性、心臟毒性、肺毒性等，說明靶向藥針對的靶點分子也可能在正常組織中表達，還不能精準地單獨選擇癌細胞。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腫瘤科主任張俊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雖然精準治療有所進展，但目前化療仍然是治療晚期胃癌的基石，胃癌靶向藥物研發往往失敗多、成功少，因為胃癌是多基因、多步驟的疾病，其發生發展不是單個基因所能決定，只針對某一個基因進行靶向治療，很難取得明顯效果。

早篩重要性凸顯，農村如何推廣？

癌癥治療寄希望于精準醫療的同時，早篩、早診或許可以發揮更明顯的作用。

上述《報告》顯示，早篩、早診、早治對提高癌癥患者生存率至關重要，如我國發病率第一高的癌癥肺癌，Ⅰ期5年生存率為55.5%，而Ⅳ期僅為5.3%，相差10.5倍，發病率第二高的癌癥結直腸癌，Ⅰ期的5年相對生存率為90%，而發生遠處轉移的Ⅳ期結直腸癌 5 年相對生存率僅為14%。

例如美國一直推廣防癌早篩，有研究數據顯示，過去30年，美國乳腺癌相關死亡率下降40％，至少50%可歸因于乳腺癌篩查，并且篩查對死亡率下降的貢獻大于治療。另外美國結直腸癌發病率及死亡率已經持續20年下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使用電子腸鏡用于早期結直腸癌的篩查。

張俊曾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早期胃癌5年生存率超過90%，但進展期尤其是晚期胃癌，在化療時代一般生存時間只有一年左右，差異巨大，早發現和早干預對胃癌治療意義重大，越早發現，患者痛苦越少，但現在我國80%-90%的患者發現胃癌已經是進展期，后續治療很棘手。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我國早篩技術正在快速發展，據《報告》分析，隨著液體活檢技術的出現和持續發展，癌癥早篩難題有望得到解決，相比于傳統的腫瘤檢測方法，液體活檢技術具有取樣方式靈活、無創便捷、可以反復多次取樣、依從性高等特點，因此可能在腫瘤篩查、療效檢測、用藥指導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另外國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健康意識的增強、醫保水平的發展、國家政策支持，都將進一步推動癌癥早篩技術和市場的發展。

但是從現狀來看，如何快速擴大癌癥早篩的覆蓋范圍，尤其是在農村地區推廣癌癥早篩，似乎成為了重要問題。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頭頸外科主任醫師于文斌向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早癌篩查水平有很大差距，部分一線城市尚未做到普及甲狀腺癌早篩，在農村的普及度更低。

“中國大城市甲狀腺癌的治療水平完全可以媲美歐美發達國家，但是在農村，甲狀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很低，體檢離村民很遙遠，如果不自發去醫院，部分村民一輩子都不會體檢一次，希望能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到農村，為村民提供早篩機會。”

另外從結直腸癌來看，結腸鏡是普遍應用的篩查“金標準”，但是有數據顯示，中國50歲以上人群接受腸鏡檢查的比例僅僅15%，而作為結直腸癌高發病率與高死亡率的農村，由于人口基數大，地理位置偏遠，醫療資源相對匱乏，防癌意識薄弱，為結直腸癌的防控增加了難度，使臨床發現農村結直腸癌早期病例少，早診率低。

上述《報告》也分析稱，我國群眾整體篩查意識不足，由于癌癥篩查相關知識較為專業，文化程度低的患者接受時可能存在一定困難，此外，文化程度低的患者接受信息的渠道比較局限，且醫生往往沒有充分的時間和準備向患者傳授相關知識。

我國農村及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同時受到醫療水平的限制，人們對于癌癥篩查的認識不足，多數發現癌癥時已是中晚期。